现代卷

第四节 医学史文献学的研究

　　 一、 医史学研究
　　(一) 医学史研究机构的发展
　　我国有医史研究专门机构从1951年始创，即设于中央卫生研究院的中国医药研究所医史研究室。1955年中国中医研究院成立，该研究室并入而成为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研究室。研究室在中国医史学家李涛、陈邦贤教授的主持下，在编写高等医学院校医史教材、举办医史师资训练班，培养医史专门人才，进行名医遗迹调查和开展医史科研、交流学术经验等方面做了许多创业性的工作，为中国医学史之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1982年，鉴于该研究室所做的成绩及医史研究发展的需要，该室升格建为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由李径纬先生任所长。组建了四个研究室，即通史研究室，少数民族医史与东西方比较史研究室、基础文献研究室与临床文献研究室。同时成立了中国医史博物馆等。中华医学会医史学会与《中华医史杂志》也挂靠该所，在卫生部等有关部门的重视下，先后举办了两届全国医史科研教学骨干进修班。从1978年开始至今，全国所有高等中医药院校及30多所西医高等院校建立了医史教研室(组)。同时，有八个省市中医药研究院建立了医史(文献)研究所(室)。北京医科大学在充实了我国最早的医史教研室同时，还创建了第一所医史研究中心。全国相继有20多位医学史正、副研究员及正、副教授，培养医学史硕士、博士研究生近百名。近年来还接受国外博士研究生进修和招收培养国外博士研究生，使医史科研力量和专业队伍素质得到提高。我国的医史专业人员和兼职医史科研人员从五十年代的50余位，增加到九十年代约500位，形成了具有相当力量的医史专业队伍。
　　除专门的医史研究所(室)外，北京医科大学、上海医科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等的医史教研室，在完成医史教学的同时，在世界医学史、东西方比较医史，中国医学史，医史理论研究以及人才培养等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 医史学术研究的发展
　　1、 医学史的理论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早，但在八十年代以前，仅就医学起源与医学分期问题有过一些研究与讨论。八十年代以后，我国医史界不仅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并开始重视医学人物如何评价的问题，而且开始探索医学发展的规律性和医学发展与社会，文化的关系等。1983年祝长坦等认为人类医学与动物的本能救护行为之间有“继承性”,提出了“医学起源于动物本能，劳动创造了医学”的观点。同年，唐民浩提出了古猿的本能救护是医学得以发生发展的基础，而劳动是人类医学产生的动力，人类医学的产生过程和古猿向人类进化的过程是同步的。此外，对一概否定巫与医学发展关系的论点也作了积极的修正。认为巫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时期，才有脱离劳动生产的“巫”产生，医疗早在巫之前就存在了。这些论点为我们综合考察这一理论问题创造了良好的开端。
　　关于医学史的分期问题，过去多按上古、中古、近世、现代分述我国医学发展的历史，也有按历代王朝兴衰而分述为春秋、战国、秦汉、魏晋、隋唐、宋金元、明清、民国等。五十年代后，学者又多采用社会发展史之原始、奴隶、封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等分期法，虽然有其进步意义，但这些分期法的共同缺点是难以确切反映我国医学发展的时代特点，也难以体现医药学发展的内在规律性。由甄志亚主编的高等医药院校《中国医学史》(1983)教材则划分为：医药的起源，早期的医药卫生实践，医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医药学的全面发展，医学各科的突出成就与金元医家的创新，医药学在实践和理论上的新发展，近百年的中国医学。尝试既能体现出医学发展的规律性，又能反映出一定的时期概念。
　　关于医史人物如何评价问题：对医史人物的评价必须符合实际，所下的结论必须客观中肯。六十年代以后，该问题逐渐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有一些专题论述发展。李经纬在“论《中国医学通史》古代卷编写诸问题”(《中华医史杂志》1994年第1期)一文中则很明确地提出了关于评价医史人物的几条原则：①必须全面占有资料，更重要的是第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才能有比较可靠的看法。②不要回避矛盾。③不为前人的结论所惑，避免人云亦云。④予以历史的评价，一分为二，有褒有贬，防止绝对肯定或全盘否定。⑤要抓住主流。关于医学发展的规律性及其与外在因素的关系的研究。
　　这可以说是近10年积极开展的新的研究领域，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例如赵璞珊《对中国医学形成的一些看法》，廖育群《汉以前脉法发展演变之源流》等文探讨医学发展的内在规律问题，李经纬《传统医学发展与政策因素》，张瑞贤的《试论北宋政府与医学的关系》 (《中华医史杂志》19郑金生《宋代政府对医药发展所起的作用》等文探讨国家政策对医学发展的影响。鄢良、张志斌《儒学与中国医学之发展》，张知寒《医儒关系略论》，探讨了儒学对医学发展的影响。张志斌《古代疫病流行的诸因素初探》，王三虎《社会因素对中药文献的影响》，郑怀林《秦汉时期风俗习尚与医药文化》等文则从各个方面分析了社会因素对疾病、医学、药学的影响。甄志亚《关于我国医学史研究目的和任务的回顾与探索》，吴云波《试论中医史研究重心的转移》等文章则探讨了本学科的任务、职能与工作的重点。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这方面的专著。如李经纬、鄢良、朱建平的《中国古代文化与医学》和李良松、郭洪涛《中国传统文化与医学》都从古代哲学、科技、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等与中医药学的关系方面来探讨中国传统医药学的发生发展，作出了有益的尝试。马伯英的《中国医学文化史》是一部论述医学发展与社会文化不可分割之关系的重要著作。
　　2、 医学通史的研究：
　　中国医学通史的最早著作是著名医史学家陈邦贤的《中国医学史》。他的医学史于1932、1954、1957年多次修订，并有日文译本。在此之后有较大影响者还有王吉民、伍连德合著《中国医史》，以及李涛《医学史纲》等著作出版。近40年来，较早的有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学史》该书虽然终未能正式出版，但印数10万，发放全国各省市县医学单位，恐怕是世所仅有。70年代以后，由于医史研究工作的发展，医学通史著作不断出版，如刘伯骥《中国医学史》，贾得道《中国医学史略》，俞慎初《中国医学简史》，赵璞珊《中国古代医学》，范行准《中国医学史略》，李经纬、程之范主编的《中国医学百科全书·医学史》，李经纬等《中国古代医学史略》，甄志亚主编《中国医学史》，李经纬主编《中国古代医史图录》等等二十余部医学通史著作先后问世。这些著作虽有大同之处，但也各有特色，使我国医学通史的研究不断深入。
　　3、 疾病史的研究：
　　较为突出的是范行准撰《中国病史新义》约90万字，填补了疾病史专著的空白。此外，冼维逊《鼠疫流行史》则属于单个疾病史的专著。
　　4、 专科史的研究：
　　40多年来专科史的研究成绩是相当显著的。在七十年代以前，尤为突出的是外科史。七十年代-八十年代，骨科史和针灸史的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至九十年代专科史的研究可以说是全面铺开，在各科领域中几乎均有专著或专论。除了以上临床各科以外，在诊断史方面，尤对“辨证论治”发展状况的探索颇具独见。中医诊断历来十分重视脉诊和舌诊，不但相当系统地调查研究了脉诊，舌诊的历史渊源，而且运用现代科学方法予以总结研究，具有一定的弘扬，开拓作用。本草史的研究历来在医学史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40年来，在本草通史，药物炮制溯源及发展史的研究，药物度、量、衡历代变迁演变的考证，药物制剂的发展和进步等等方面，均有很多质量较高的论文论著发表。中药史方面有国际影响的课题是关于炼丹史之成就，这一研究以确凿的论据，证明我国是世界上最早炼丹的国家，是世界化学制药的先驱，以及在世界化学史上取得卓越的成就。
　　5、 近现代医学史的研究：
　　近现代医学史的研究也活跃起来，许多学者提出一些观点，见解与以前存在的问题。如邓铁涛《对近代中国医学史研究的几点意见》认为近代中国的命运是和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历史、社会背景紧紧相连的，所以研究中国医学近代史必须首先透彻地研究我国近代的历史背景。甄志亚《试论中国近代医学的文化背景与特点》指出研究近代医史首先要研究近代历史，特别要研究近代文化史，由此出发去探索医学发展的轨迹。近年来出现的近代医学史研究的专著，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目前我国在这方面研究的学术水平。
　　6、 医疗技术史的研究：
　　在五十--六十年代我国医史学者就在这方面有过卓有成效的探索，近二十多年来，又有了一些新的发展。关于外科手术，李经纬发表了多篇论文，如：《诸病源候论》、《新医药学杂志》等等，对东汉末华佗的麻醉术及肠部分吻合术，腹部肿瘤切除术，隋代《诸病源候论》中记载的肠吻合术，大网膜坏死组织切除术，血管结扎术，以及明清时期肛门闭锁，阴道闭锁及包皮过长等先天畸形等外科手术治疗技术等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肯定了其先进性和科学性。
　　7、 关于医史人物的研究：
　　历来是医史研究的重点内容。近40多年来见于期刊，报纸专论医史人物的论文有4000余篇，涉及的医家有300多人，为医史学者研究最多者当推扁鹊、华佗、张仲景等共30余人，其中尤以张仲景、华佗、孙思邈、李时珍、傅山、叶天士、王清任为最多，有的近百篇，有的甚至超过数百篇的研究论文或纪念文章报导。我国各地相继举行了许多位著名医家的纪念活动，年征的论文都很丰富，从而对医史人物之研究发挥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8、 世界(国外)医学史的研究。
　　五十年代初，《中华医史杂志》增设了世界医史专栏，开始刊出这方面的文章。当时，苏联医学史受到特别的重视，至五十年代末，该专栏所发表的世界医学史研究论文以讨论苏联医学史的占40%。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我国西医史专业教研人员增加很快，世界医史的翻译、研究工作有了新的进展。世界医史的译著有马伯英等翻译的《世界医学五千年》，北京医科大学医史教研室主译完成李涛教授1953年组织翻译的卡斯蒂格略尼(A Castiglioni)《世界医学史》，于八十年代由程之范教授等完成出版了第一卷(1986年，商务)，对于研究世界医学史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我国学者自行编写的世界医学史著作有程之范的《世界医学史纲要》，郭成圩的《医学史教程》，姒元翼、龚纯主编的《医学史》(1988年，湖北)，近年还有谢德秋编著，程之范审阅的《医学五千年·外国医学史部分》。这些著作大多是面向医科大学生及医史初学者、爱好者，对我国世界医学史的普及和教育有积极的促进作用。1980年，《中华医史杂志》复刊后，仍设有世界医学史专栏，发表了多篇世界医史的论文。
　　 9、国内外的医史学术交流。
　　 在改革开放以前，医史研究的学术交流基本限于国内。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发生以后，不仅国内交流明显多于过去，与国外学者的交流也逐渐增多。近几年来，我国已有近十八次参加了日本一年一度的东西方比较医史会议，就有关医药卫生、教育及各学科的发展等等方面问题报告论文与进行研讨。近几届的国际中国科技史会议也有不少的中国医学史学者参加，我国学者应邀到国外进行考察讲学或国外学者来我国进行访问交流的近年来也有增加，如加拿大医史学家Don G.Bates，美国宾州大学科学史系教授席文，德国慕尼黑大学医史研究所所长文树德教授，以薮内清为团长的日本医学科学史访华团，日本学者宫下三郎等国外著名学者来华考察访问或进修交流。1992年8月，中华医学会医史学会在北京召开了第一届国际医学史学术交流会。
　　(三)医学考古、出土文物研究与医史博物馆名医纪念馆的建立
　　1、考古文物中发现的医药器具，药物及卫生设施。
　　1973年在河北蒿城十四号商墓中出土的石镰是现知最早的医疗专用器具，1968年在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中出土有医针9枚。其中金针4枚均完好，银针5枚已有残缺。钟益研《西汉刘胜墓出土的医疗器具》经研究确定其中有锋针、毫针、银针、员针等，此墓中还同时发掘出其他的制药铜盆、铜滤药器、银灌药器、铜药镬和铜药匙等医药器具，反应出当时的医疗水平。1970年西安南郊何家村唐代王王府遗址出土的窖藏文物中包括有较多的医药器具，耿鉴庭《从西安南郊出土的医药文物看唐代医学的发展》认为其中有制药工具还有贮药和服药的器具，其中石榴罐可确证在唐代已普遍使用蒸馏技术。林士民《浙江宁波出土的唐宋医药用具》介绍了浙江宁波唐宋文化遗址和五代至北宋的窖址中清理出的石质，漆木质、瓷质民间医药器具30余件。至明代的医疗器具则更为精巧，如1974年江苏江阴明初夏王，墓中出土有铁柳叶形外科刀，平刃手术刀，剪、铜镊子，鬃药刷及瓷淋洗壶。江阴县文化馆《江阴县出土的明代医疗器具》认为其中柳叶形外科刀已与现代手术刀相似，瓷淋洗壶则近似于现代眼科玻璃洗壶。该墓还发现明代银丝纺织的锥形疝气托，其作用与现代所用疝气带相同，是一种辅助性的医疗器具。考古出土的药物也可追溯到新石器时期，浙江博物馆自然组的学者通过考证发现在浙江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有植物49种，又如河北商城高墓出土的郁仁等药物种子，马王堆一号汉墓发现的九种药材。1974年泉州湾出土的宋代海船中，有降真香、擅香、沉香等 4700余斤，此外还有少量的胡椒、槟榔、乳香、龙涎香、玳瑁等均为反映宋代中外药品交流及贸易的宝贵史料。
　　2、出土的医药文献。
　　近40年来，我国出土的医药文献较多，学者们所做的研究工作也不少，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关于甲骨文中的医药内容研究，胡厚宣《殷人疾病考》、陈世辉《殷人疾病补考》、詹鄞鑫《卜辞殷代医药卫生考》，张长寿《周原考古的新发现》都涉及这方面的内容。李良松的《甲骨文化与中医学》更提出了“甲骨医学”的新概念。关于铭文石刻，1949年后天津市曾征集到一件玉佩，上有铭文45个字。郭沫若《古代文学之辨证的发展》认为此铭为战国时期导引家所佩带之“行气玉佩铭”，其铭文内容体现了呼吸吐纳一周期的全过程。此后，沈寿《行气玉佩铭今译与研究》对铭文内容作了进一步解释。有关石刻医书最重要的发现是在北京出土的《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刻碑残石5方。于柯《宋〈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残石的发现》认为此即宋代天圣年间原刻，是研究针灸和宋代医学教育史的重要文物。刘敦愿《汉画像石上的针灸图》以为此像反映古代扁鹊行医的神话，定名为《扁鹊针灸行医图》。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有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等共14种，此后即掀起了研究这批古医书的热潮。1972年甘肃武威出土的东汉医简《治百病方》，据甘肃省博物馆考证内收医方30余个药物近100味。治疗内、外、妇等科疾病，是当时医家治验及实用方剂的珍贵记录。此外，西安汉代长安宫殿废墟中也曾掘到一批竹简，戴应新《解放后考古发现的医药资料考述》 认为从已识别的文字得知，有些是医案式医方。如“冯宗山女方”等，可以旁证《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所述的“诊籍”在汉代有一定普遍性。
　　3、医史博物馆的建立；
　　上海中医学院医史博物馆，其前身是中华医史学会所举办的医史博物馆，筹建于1938年。1947年通过的中华医史学会章程明确指出中华医史学会医史博物馆与图书馆为医史学会与中华医学会的共有财产。1953年中华医学会、医史学会迁京，医史博物馆委托上海市卫生局和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领导。该馆在医史学会前辈王吉民等领导下收藏有大批珍贵之医药卫生文物和早期医学期刊杂志等。1959年该馆转由上海中医学院配备专人管理，使之得到了新的发展，并向国内外参观者开放。陕西中医学院医史博物馆，虽筹建于1976年，但地处古长安、咸阳，征集文物之条件十分有利。1978年即设馆陈列。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研究所的中国医史博物馆，筹建于1978年，收藏品已达3000多件。此外，北京中医药大学、广州中医药大学、成都中医药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江西中医药大学、甘肃中医药大学、长春中医药大学等也先后建立了医史博物馆或陈列馆。
　　(四)医史学会的创立与医史学研究
　　医史学会由王吉民、伍连德、伊博恩(美)、胡美(美)、李友松、海深德等发起成立医史委员会，推王吉民为主席，伊博恩为秘书，李友松、杨济时、胡美为委员。医史学会1937年举行第一届大会，伍连德发表了题为《中国医学史过去与现在之趋势》等八篇论文。会议公推王吉民任会长、李友松任副会长、伊博恩为秘书。组成第二届医史学会委员会，会议还修订章程、细则等，提出工作大纲计有搜集医史有关之文献；发行医史杂志；翻译中医典籍；刊行会员研究心德；建立中医图书馆；创办医史博物馆等。1940年国际医史协会承认医史学会为会员。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1947年5月8日于南京召开了医史学会第二届全国大会，包括伍连德及伊博恩等20多人到会，发表论文22篇，我国医史学家陈邦贤、王吉民、李涛以及医史爱好者候祥川、鲁德馨等报告了他们的研究心得。会议批准美国医史研究院斯格里院长、南洋伍连德博士为名誉会员，并通过呈教育部通令各医学院与医专规定医史为必修课案。选举医史学会第四届委员会，王吉民、李涛连任正副会长。候祥川为秘书，宋大仁为会计。1947年通过的中华医史学会章程指出：本会为中华医学会专门学会之一；医史博物馆及医史图书馆为本会与中华医学会共有之产，其管理之责由本会担任之。章程强调：“本会以提倡医史研究、整理医学文献、保存医史文物为宗旨”。
　　1950年9月在中华医学会(上海)举行医史学会第三届大会，大会选出余云岫，李涛、王吉民、范行准、朱恒璧、刘永纯、金宝善七人组成医史学会第五届委员会，中华医史学会理事会，李涛任理事会主席，王吉民、余云岫任副主席，范行准任秘书，朱恒璧任会计。会议还通过设定医史教材编辑委员会，会员发展到76人。李涛教授于1935年5月与同道共同发起成立中华医史学会，连任副会长四届，本届被选为会长。
　　1952年12月28日，中华医学会医史学会北京分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李涛报告中华医学会第二届大会医史学会改选，宫乃泉任主任委员，李涛任副主任委员。会议决议《医史杂志》由北京、上海两分会各担任稿件一半。1954年2月9日，由中国科学院、高教部召开“关于开展中国科学史研究工作座谈会”，李涛副主席应邀参加了座谈会。竺可祯副院长在报告中强调了中国科学史研究的重要意义，同时也强调了医药学史研究之重要。
　　六、七十年代，中华医学会医史学会已完全停止了全国学术活动。直至1978年，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室主任李经纬与北京医科大学医史教研室主任程之范，积极筹备学会复会、杂志复刊，在卫生部科教局陈海峰局长与卫生部钱信忠部长的热情支持下，经中华医学会上报卫生部、中国科协批准，1979年9月10-14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华医学会全国医史学术会议。
　　中华医学会医史学会第五届全国学术会议，于1984年11月13-18日在福州举行，我国当代医史学家贾得道以《中西医发展的比较研究》为题、姒元翼以《医史学是从历史现象来研究整理医学发展规律的学科》、蔡景峰以《论民族医学史的研究》为题等，发表了他新的研究论文。会议一致通过了李经纬副主任委员所作的工作报告，选举出中华医学会医史学会第八届委员会。新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一致推选陈海峰连任主委、程之范、耿鉴庭、李经纬连任副主委，这次会议为学会成立医史教学学组创造了条件。
　　中华医学会医史学会第六届全国医史学术会议于1986年9月7-9日在黄山市举行，本次大会学术报告采取有准备的每题选两位专家评论的方法以活跃交流，提高学术会议质量，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中华医学会医史学会第七届全国医史学术会议，于1987年12月15日在昆明举行，会议以少数民族医史研究交流为中心，参加会议的有来自蒙、维、回、朝、白、壮、彝、苗以及汉族医学者近百人，会议选出研讨藏、蒙、彝、壮、朝、维、回、畲、苗、土家、布依、鄂伦春、黎、纳西、拉祜以及古代匈奴、契丹等民族之医学史论文67篇，其中14篇作为大会宣读交流。其内容涉及各少数民族医药的各个方面。包括多位民族医学者组成了少数民族医史学组。
　　中华医学会医史学会第八届全国医史学术会议，于1988年12月7-10日在山东泰安举行。本届会议以研讨交流近现代医学史为中心，代表们畅所欲言，对多年来存在的过高评估太平天国医药卫生，对传教士医生缺乏一分为二，对国民党时期医药卫生未作深入调研等提出了新观点，新见解，新意见，从而提高了认识，进一步发扬了学术民主，为学会树立了良好的学风，得到代表们的称赞。
　　中华医学会医史学会第九届全国医史学术会议，于1990年5月16-19日在苏州举行。会议以中医学在近代之发展与传出，现代医学的传入以及在中国之发展为中心，对我国近代中西医学之发展及相互关系，如何评估教会医学之医疗教学以及学派之论争等，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
　　中华医学会医史学会第十届全国医史学术会议，于1992年8月19-22日在北京举行。本次会议是1979年医史学会复会13年历次学术活动的一次总结提高的会议，也是中国医学史上首届国际中国医学史学术会议。有来自日、美、法、德、英、奥、韩、以色列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医史学者42名。我国著名医史学家范行准、耿鉴庭、程之范、李经纬、蔡景峰以及台湾那琦教授，哈鸿潜教授等参加了大会。国外著名中国医史学家有英国李约瑟研究所所长何丙郁，德国慕尼黑大学医史研究所所长文树德，日本吉元昭治、潼川岩、韩国郑遇悦，法国亚洲医学研究会主席戴思博等39位教授、博士等医史专家光临。
　　中华医学会医史学会第十一届全国医史学术会议，于1994年在重庆举行，会议以疾病史研究为中心。
　　至此，医史学会复会时所规划的学术活动计划已全部完成，中国医史研究领域因前贤耕耘而有一定基础的通史，名医传研究等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与提高，对一些比较薄弱或空白领域如医史学理论研究、少数民族医史、近现代医史等等，由于学会的提倡与引导，呈现了空前活跃的局面，成长了一批中青年学者，特别是少数民族医史学者的成长，从人才、成果方面检验都令人满意，发挥了学会的开拓性优势。
　　本届大会在会前通讯选举的基础上，召开了由31人组成的第十届医史学会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一致推选程之范教授为名誉主任委员，李经纬教授连任主任委员，宋之琪、傅维康、梁峻为副主任委员，常委由李经纬、宋之琪、傅维康、梁峻、傅芳、甄志亚、张慰丰、朱建平、洪武娌、王三虎、李志平组成。本届委员会除吸收三分之一的中青年代表，使委员平均年龄降至58岁外，还选举特设了中青年委员5人，明显的使医史委员会实现了老、中、青结合的年轻化目标。
　　此外，学会还在1995年召开地方医学史与卫生志编撰经验交流，1996年与陕西医学会合作，筹办“海峡两岸中华医药文化研讨会”等。
　　(五)《中华医史杂志》学术水平不断提高
　　中华医学会医史学会于1935年筹备创立时，就在自己的章程中提出创办发行《医史杂志》为其宗旨之一。然而，由于日本侵华战争，经济困难，于1936-1947年间，尚无力创办独立的刊物，只能在《中华医学杂志》中文版刊出医史专号5期，《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刊出医史专号4期，使会员之研究成果得到及时的交流，而且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反响，扩大了中国医学史研究在国内外的影响。
　　1947年《医史杂志》季刊创刊，这是东方仅有的医史专门杂志。《医史杂志》第一届编辑委员会由余云岫等五人组成。总编余云岫，王吉民为主干，委员有伊博恩(美)、李友松、范行准组成。1949-1950年因故停刊。1951年推荐、选举成立《医史杂志》第二届编辑委员会至1952年，前后共4卷，13期(有合刊)，1951年第三卷第四期因余云岫辞职，改由王吉民任总编，范行准为编辑委员会负责人。委员有李涛、陈耀真、候祥川、章次公、杨济时等10人组成，本刊于1953年根据中华医学会总会决议，自第五卷第一期起改名为《中华医史杂志》，由傅连璋会长题写刊名。从该卷起，杂志由上海、北京两分会各担任稿件一半，增加北京江上峰、鲁德馨、贾魁为编委会委员。第三届编辑委员会由李涛等12人组成，《中华医史杂志》总编由李涛担任。由第二期起，杂志正式迁京，编辑部设在北京医学院内，改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杂志每期印数由500增加到1500，并逐期逐年上升，影响不断扩大，质量不断提高。1956年有关部门为了给保健组织交流学术提供阵地，将1957-1958年《中华医史杂志》改名为《医学史与保健组织》，继续从季刊编辑出版。该志虽另列卷期，但我们考虑到延续性，1957年作为第8卷，1958年作为第9卷。编辑委员会作了新的调整，本届编辑委员会应为第四届编委会。
　　从1959年起，《医学史与保健组织》杂志又与《中华医学杂志》合作，改名为《人民保健》，实际上已明显削弱了医史学杂志的份量，每期只有1-2篇医史论文发表。因此，学会1979年复会与《中华医史杂志》于1980年复刊之际，学会领导几经讨论，在确定刊期时，决定《人民保健》不正式计入《中华医史杂志》的卷数系列。
　　《中华医史杂志》停刊22年后，于1980年正式复刊，重新确定复刊时的杂志为第10卷，刊出两期，经选举推荐成立了复刊后第一届编委会，即《中华医史杂志》第五届编辑委员会，编委由陈海峰等17人组成，陈海峰任总编，程之范、李经纬、耿鉴庭任副总编，医史界著名学者大多参加了编委工作。杂志根据学会学术活动计划安排自己的编辑中心，采取中国医史研究与世界研究相结合，医史研究与文献研究相结合，会议组稿与个人约稿相结合，约稿与自由投稿相结合，发表老专家专著与中青年特别是硕士、博士论文相结合，加强了医史薄弱领域之学术研究，鼓励偏远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医史调查研究，重视全方位促进医史科研、教学的提高与繁荣，扩大中国医史研究在国内外的影响与交流，积极为培养中青年一代医史人才创造条件，促进中国医学史研究队伍的壮大与成熟。
　　《中华医史杂志》第六届编委会于1985年经改选正式成立，本届委员会连选连任，其组成与总编、副总编分工同上届。从1985-1988年间，杂志上稿继续上升，论文刊出率下降，高水平论文继续增加，在国内外发行量也不断增加，最高印刷数曾达7814册，1986-1987年每期印刷稳定在7519册，特别是国外定户突破100大关。由于医史界广大学者的努力，研究生培养，学会的大力提倡，医史研究领域显著扩大，近代医学史、现代医学史、少数民族医学史、医史学理论研究、行业、地方医学史调查研究等等，由于杂志的提倡，刊出率明显的增加。《中华医史杂志》在坚持学术民主，提倡学术争鸣，活跃医史学术等等方面，均获得了较好的成绩。然而，正在这样日益发展的情况下，杂志在总会经济日益困难，《中华医史杂志》每期都要赔款的情况下，不得不以35%的较大幅度提高定价，甚至于1989年定价上涨了一倍多，由1.12元一期上涨到2.40元一期，在不到10年的时间内，《中华医史杂志》在版面，印张等没有改变的情况下，由每期0.50元上涨到每期5.00元，使杂志定户大量减少。
　　《中华医史杂志》第七届编委员在上述不利情况下，于1989年经推荐选举换届成立。第七届编委会由程之范等18人组成。在第九届学会委员会与第七届杂志编委会的共同努力下，虽然《中华医史杂志》，由于年年大幅度提高定价而定户锐减，印刷量不得不大量减少而跌入低谷，最少时由近8000降至2500多册。1991年先后应美国《史学文摘》之要求摘登我们杂志的论文摘要，又应《美国历史与生活》杂志之要求，将我刊目录索引收入该刊。
　　《中华医史杂志》编辑委员会于1995年换届改选由李经纬等23人正式成立了第八届《中华医史杂志》编委会。李经纬任总编，蔡景峰、张慰丰、陆肇基任副总编，程之范为名誉总编，常委会由程之范、李经纬、蔡景峰、张慰丰、陆肇基、甄志亚、宋之琪、傅芳、梁峻、朱建平、黄健、马堪温、韩刚、张大庆等组成。明显的特点是扩大了编委会，扩大了常委会，主要是在充分发挥老专家作用的同时，较大幅度地将中青年专家推到委员会进行培养锻练。
　　二、文献学研究
　　(一) 奠基阶段(1949～1966)
　　1955年底，在卫生部的领导下，建立中医研究院，其下设立偏审室。除编审室外，在上海还有中医文献馆，也是肩负相似任务的另一个中医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基地。这两个机构是我国文革前两个中医文献研究中心，做了大量中医文献整理研究工作。
　　六十年代初，经过数年的努力，对全国中医图书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调查摸底。参加这项工作的包括省、市、自治区、省辖市的公共图书馆、医药研究机构、高等医药院校、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的图书馆等共五十九家图书馆，由中医研究院和北京图书馆带头，对我国现存的古今的中医药图书进行了普查，并分类编目，于1961年编成并出版了《中医图书联合目录》。全书计收入中医药图书7661种，分为医经、藏象骨度病源、诊断、本草、方书、伤寒金匮、温病、临症各科、针灸、养生护理按摩、综合医书、丛书全书、医案医话医论、医史、法医、兽医、工具书等十多类书。这是对我国现藏中医古籍宝藏的收藏情况，包括收藏单位，版本情况，促进中医图书研究，具有积极的作用。
　　(二) 停滞及缓慢发展阶段(1966～1976)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医文献研究来说，如其他的科研工作一样，陷于停顿状态。
　　直到七十年代初期，这方面的工作以一些科研工作者对中医名词术语的整理研究为标志。由中国中医研究院和广州中医学院(现广州中医大学)的科研工作者合编的中医工具书《中医名词术语选释》于1973年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此书选中医常用名词术语4285个，收藏了除中药、中医人物、经穴之外其他各科常用名词术语。这是中医文献工作恢复的先声，也为后来中医药大型工具书出版工作的繁荣打下了基础。
　　在这一阶段的末期，值得着重提出的是对一些出土的古代医书的整理研究。1972年，在甘肃省武威柏树公社旱滩坡的汉墓中，出土了一批汉代医学简牍计92片。经研究，其时代约为秦汉或更早一些。这一批简牍计载治病方剂约百首，故又名《治百病方》，对该简牍的排列次序进行了研究，得到了较好的复原。对简牍中的医学理论，临症各科辨证，方剂配伍、药物性能及用途以及有关治疗方法的章句注释，出处考证等，均做了较深入的研究，并于1975年整理成书，由文物出版社出版《武威汉代医简》。1973年，又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幕出土了一大批帛书或竹简古医书，经研究，该墓葬系公元前168年营造，而这一大批古医书之著作年代则为秦汉之际。其中的医书经鉴定研究并予以命名，计有《五十二病方》、《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脉法》、《阴阳脉死候》、《却谷食气》、《导引图》、《养生方》、《杂疗方》、《胎产书》、《十问》、《合阴阳》、《杂禁方》及《天下至道谈》等十余种。其中的《五十二病方》在这一阶段得到充分的研究和阐发，该书在七十年代末也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1976年中，由卫生部组织的“西藏医学文献调查小组”进藏，对由于文革冲击而被束之高阁的大量藏医古文献进行调查，其重点调查研究了《四部医典》及八十幅彩色医学汤卡系列。这一工作为其后藏医文献以至于藏医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三)蓬勃发展阶段(1977～至今)
　　1、建立文献研究机构
　　1980年，医史文献研究室升格建所，成为我国第一个文献研究所，其下设立基础文献研究室及临床文献研究室，以不同角度对我国的中医文献开展研究工作。
　　除上海市中医文献馆恢复于1982年设制外，全国各地中医药院校、中医药研究机构均先后建置文献研究部门。到九十年代初，已在全国建立约四十个中医文献专业单位，包括所、室、馆，其中有北京，上海的老机构，也有以后陆续设置的的机构。其中，基础较好、力量较强的除中国中医研究院及上海中医文献馆基础雄厚外，还有北京中医学院中医文献教研室，上海中医学院中医文献研究所。
　　1994年在中国中医药会之下建立了中医文献会，这一学术团体的建立，标志着我国中医文献研究进入了一个更有组织、更加繁荣的发展时期。
　　为了有计划地培养我国中医文献的研究人才，经卫生部批准，从1983年开始，委任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所为培训我国医史、文献专业人员的基地，向全国招生。其中文献专业已先后主办两期，每期一年，由这里培训的文献研究人员，返回原单位后，均已成为中医文献研究的骨干，为在我国进一步开展文献专业研究，发展中医文献事业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另一条培养文献专业的高级人才是研究生。自1979年开始，各科研单位，中医院校招收并培养文献专业的研究生，北京中医学院(现为北京中医药大学)等单位主办中医文献专业班。
　　2、文献工具书及检索类作品：
　　1949年后的四十多年，尤其是十年动乱以后，中医药工具书有极大的发展，如在“文革”末期完成的《中医名词术语选释》一书的基础上，由原班编著者作了进一步的工作，组织全国十一个中医院校共同编成《简明中医辞典》，此书于1979年编成，出版后，影响较大，在短短七年间，重复多次，印数达31万册，对于普及中医知识，促进中医学术的普及和提高，有较好的作用，评价较高。于1995年出版了合订本《中医大辞典》，成为我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部中医辞典。
　　另一部影响较大的辞典是《中药大辞典》，该书于1977年出版，全书收药5767味，其中植物药4773味、动物药740味、矿物药82味、传统加工的单味药172味。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影响最大、资料最齐全的一部中药物学工具书，在台湾、香港均有翻印本，现也有日文译本。
　　还有相当多其他类型的工具书出版，其中有地方性中医人物词典，有一般中医药工具书及半工具书性质的参考书，还有民族医学类工具书等。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第一部医学百科全书的出版。此套全书蕴酿于六十年代初，文革期间中断。十年内乱结束不久，于1978年，即开始组织。全套书以学科分类，计划共九十三卷于八十年代，开始陆续出版。
　　中医药的检索工具，是新中国文献学研究工作的一项新工作。五、六十年代开始有些零星的索引类的著作出版。七十年代末开始，各类索引性的工具书，开始陆续出版。如索引性期刊有定期的，也有不定期的。
　　五十年代初期，曾计划对全国中医类图书进行普查，组织全国各有关图书馆共同编制了一部联合目录，在此基础上，又经近十年的辛勤工作，在1991年正式出版了《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中医古籍出版社），此书收编了全国115家图书馆收之的1949年以前出版的中医书籍计12124种，对各种书收藏情况。版本、刊刻年代等均有详细记载；其后陆续出版的各别图书馆馆藏图书，如中国中医研究院的《馆藏中医线装书目》，上海市医学院的《中医图书目》等，均有一定的文献学价值。
　　为便于编制中医药检索性工具书及分类标引方法引进中医药学，另制科学的主题词已经成为当务之急，为此而编制成我国第一部中医药学的《主题词表》也业已出版。

第一节 现代中药事业发展的历程

　　一、五十年代初期的分散经营（1949～1954）
　　1949年到1954年，中药主要是私人经营，据商业部门1954年统计，全国私营中药商有10.4万余户，为西药商6600万户的15倍多，中药从业人员有27万多人，私营业起主要作用。
　　1954年毛泽东主席对中医工作明确指出“中药应当很好的保护与发展，我国的中药有几千年的历史，是祖国极宝贵的遗产，如果任其衰落下去，那是我们的罪过。所以，对各省主产药材应加以调查保护。鼓励生产，便利运输，改进推销。对中药研究光做化学分析是不够的，应进而做药理实验和临床实验，特别上对中药的配合作用更应注意”。毛泽东这一重要指示，对中药事业的发展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由于中药涉及多部门，为了便于协调进行工作，分工负责，由中央卫生部、商业部、农业部、林业部、中国科学院、全国合作总社等单位组成了中药管理委员会。由卫生部负主要责任，统一管理中药的生产和研究工作。
　　二、中药农工商一体、产供销结合的体制形成与发展（1955～1985）
　　1955年3月1日，商业部成立了中国药材公司。中国土产公司、中国医药公司和全国供销合作社总社的中药业务同时移交中国药材公司。
　　1955年7月，鉴于中药材生产和供应对象主要是分散在广大农村，为了加强中药经营，有利于生产及市场的统筹安排，自7月4日起中国药材公司由商业部移交全国供销合作总社领导，更名为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中药材管理总局。
　　1956年，为便于对私营中药商的社会主义改造，自4月份起中药业务由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移交商业部领导，恢复了中国药材公司。
　　1957年，国务院副总理陈云指出：“中药材是技术性较多的商品”。“我们是全国产、供、销安排的，着眼第一点是生产，只有这样才能有物质基础”。“农业部门主要抓粮食，药材生产，由经营部门兼管”。之后，药材生产也由中药行业统管，各级药材公司不仅负责中药材的购销经营管理，并负责中药材的生产管理和科学研究，形成农、工商一体，产、供、销结合的专业公司。
　　1958年，国务院在关于各地充分利用野生植物原料的通知中，提出了有多种用途的交叉商品“首先保证药用”的原则。在“大跃进”期间，中药材生产收购一度出现不顾药用需要，盲目发展的趋向，造成部分品种大量积压。
　　1959年，卫生部全国药政会议研究解决某些紧缺药材的措施，提出“首先保证饮片配方的供应”、“先饮片、后成药”以及“先人用、后兽用”等供应原则。这些原则至今仍是中药供应工作的准绳。
　　1960年到1963年，根据卫生部发出《关于普查野生药源的通知》，在全国开展了第一次野生药材资源普查工作。
　　1964年，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卫生部、商业部《中西药品、医疗器械经营管理体制的报告》，恢复了中国药材公司，建制在商业部，以商业部为主，与卫生部共同领导。
　　1969年，中国药材公司与中国医药公司合并为商业部医药组，后扩建为商业部医药局。
1971年周恩来总理指示卫生部、商业部、燃化部在北京联合举办了全国中草药新医疗法展览会，展出2.3万多件展品，其中有新鲜植物药430种。
　　1977年，商业部与卫生部国家计量局协作，经过调查研究作出决定，从1978年起，对中药的计量单位由旧制改为分制，中医处方计量改钱为克，并统一了全国中药计量单位，改变了几千年来中药计量习惯。
　　三、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阶段（1978～1990）
　　从1979年起，中药又由商业部移交国家医药管理总局管理，恢复了中国药材公司的建制。
1982年10月，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主席胡厥文，全国工商联主任委员胡子昂，农工民主主席季方共同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扶持振兴中药事业的建议书》，要求进一步解决中药供应紧缺，饮片质量下降和中药后继乏人的问题。根据中共中央对《建议书》的批示，1983年，国家医药管理局组织力量，进行了调查研究，并召开全国建立中药工作会议。为了加快饮片生产机械化的进程，国家投资扶持全国44个重点饮片厂开展了技术改造。国家医药管理局1984年、1985年连续召开了两次全国饮片工作会议，开展了饮片质量的评比、检查，加强了饮片的质量管理，饮片的质量逐步有了改善。
　　1987年国家中医管理局成立后，改变了过去中医中药多年互相分离的管理和中药的从属地位，发迹改变中药工作与社会不相适应的状况，推动中医药事业同步发展和振兴。
　　1989年4月7日，国务院召开会议研究中药工作形势，对中药的管理体制、治理整顿中药市场，以及给中药以一定的优惠政策问题，要求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同有关地方协商后，选择几个省、市进行中医药统一管理的试点工作，要求各地人民政府加强对中药工作的领导，支持中药事业的发展纠正有的地方对中药机构采取更名撤并等削弱中药事业的作法。

第二节 现代中药事业的主要成就

　　一、中药材生产的发展
　　1958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发展中药材生产问题的指示后，中药材开展了异地引种试种、野生药材变家种、家养的工作。天麻、桔梗、丹参、首乌、银耳、珍珠、全虫、蜈蚣、蛇、龟、鳖等野生变家种、家养成功的药材达五、六十种。活麝报麝香、活熊取胆汁也已成功。引种成功的新产区，其药材产量相当于老产区的70%。西红花、西洋参、珍珠、木香等过去靠进口的药材已能自产，有的还可出口。
　　1949年以后，共组织了3次药材资源大普查，其中1983年是规模最大的一次。从1983年起，由国家医药管理局、农林部、卫生部、经贸部、国家统计局、中国科学院组成了全国中药资源普查领导小组，制订了以360个品种为重点的《普查方案》，在全国进行中药资源大普查，全国各地约4万多专业人员参加。这是中药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
　　二、中成药工业形成与发展
　　40多年来，我国中成药生产经历了前店后场到工业化生产的巨大变化。目前，全国有600多个中成药药厂，职工10万多人。1988年中成药工业总产量达22.9万亿吨，总产值达51.2亿元，比1957年8000万元增长了65倍，比1978年的8.47亿元增长了5倍，10年平均增长50.15%，超过1978年前处均增长5%的10倍固定资产原值1988年15.97亿元而1957年由于是前丫后场、手式操作，没有形成工业，所以固定资产基本是零。生产剂型40多种，品种5000种。
　　1973年国务院批转商业部和国家计委《关于改进中成药质量的报告》。文件下达后，国家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非常重视，成立了天津、长春、河南周口制药机械厂。10多年来，共拨基建、技改资金10多亿元，使中成药工业在科研、生产、质量管理等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
　　三、中药饮片工业初步形成
　　1983年国务院以（83）160号文件批转国家医药管理局《关于中药工作问题的报告》。文件除强调制定有效措施，积极发展中药生产外，第一次提出了对饮片工业的改革。全国确定44个重点饮片厂，由国家经委每年拨款进行技术改造；1989年其中16个已经投产，对一般饮片厂各地区也正在投资或规划进行改造，部分饮片厂的切、洗、润、燥等主要生产环节已由传统的手工操作方式转变为机械化、半机械化生产。1986年开始对饮片实行免税5年的政策。这就使饮片生产摆脱了流通的附属地位，中药饮片工业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全国中药饮片厂约1500家，生产能力达到2.5亿公斤。
　　为了振兴饮片工业，国家医药管理局从1984年起，每年召开一次全国中药饮片生产、质量会议，对中药饮片生产的技术进步，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
　　四、中药科研事业日益发展
　　1949年前，我国中药科学研究几乎是空白。1955年以中央卫生研究院药物学系生药研究室中国医药研究所为基础，建立了卫生部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是建国后第一个中药研究机构；四川省卫生厅中药研究所是省级中药研究专门机构。当时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研究条件都很差。1956年国家制订的发展科学技术长远规划（12年规划）其中的5105项是中药研究，提出了发展中药研究的远景蓝图。
　　“文化大革命”虽然打乱了科研工作的正常秩序，许多课题中断研究，发展受到限制，但在此期间，由于周恩来亲自抓医药卫生，科研部门研制出多种中药新产品，在中药材引种、栽培、炮制及中成药研究中也获得了一些新成果。
　　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医药科研工作发生了较大变化。突出表现在：
　　第一、中药研究机构和专业科研人员有较大增加。卫生系统的中药研究机构得到充实和加强。中国医学科学院成立了药用植物资源开发研究所，还将四川、吉林、湖南、黑龙江、湖北、陕西和上海等省市的中医研究所调整为中医药研究院，其下所属的研究室有的格升为研究所。一些医学院校和中医学院成立了中药研究所（室）。国家医药管理总局成立后，充实了北京、天津、上海、辽宁等市原设的中药研究所（室），相继成立了四川养麝研究所、吉林人参研究所、广东南药研究所等专业研究所，陕西、浙江、新疆、河南、黑龙江等研究中药的机构，1985年，全国医药系统已有中药研究所14所，总人数近千人其中科技人员约600人中国科学院和高校系统也加强天然药物的科研力量。中药科研队伍不断壮大成长。
　　第二、中药科研领域逐渐扩展，研究水平不断提高。在此期间，中药专业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都有新的突破。中药研究方面，已从药材、饮片、中成药生产工艺的研究，扩展到中药的综合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就是根据中国医药传统理论，应用现代科学手段来开展中药复方研究探索，参药性理论也进行一些基础性的研究。有43项科研成果获得国家创造发明奖。
　　第三、推行科技体制改革，1985年，国家科委、卫生部、国家医药管理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已对外实行有偿合同制，对内实行课题承包的试点。
　　第四、科研条件有了较大的改善。卫生部和国家医药管理总局不仅增加了科研机构基本建设的投资，新建了许多科研大楼，而且添置了一批现代化仪器设备，如质谱仪、核磁共振仪、低温高速离心机、电子显微镜等，科研条件显著改善。
　　第五、发展了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

第三节 中药的科学研究

　　一、本草学文献的整理研究
　　(一)古本草辑佚
　　尚志钧在六十年代八十年代完成了《神农本草经》、《昊普本草》、《名医别录》、《本草经集注》、《雷公炙论》、《药性论》、《唐·新修本草》、《本草拾遗》、《海药本草》、《日华子本草》、《本草图经》及《补阙肘后方》等辑复工作，为整理本草文献付出了艰巨的劳动，做出重大贡献。
　　(二)历代本草语译、校点、注释
　　1．《神农本草经》的语译、校注和辑校。
　　1953年北京医学院药学系开设《本草学概论》，赵橘黄先生对我国楞代主要本草进行整理，对《神农本草经》序例、《雷公炮炙论》及主要本草的序跋作了注释，并于1960年撰成《本草新诠》（初稿）。1955年初，为筹办卫生部第一期西医学习中医班准备教材，中医研究院筹备处组织中医药专家对《神农本草经》进行注译语译，编成《本草经语译》（初稿），作为西医学习中医教材教材之一。山东中医研究所中医研究班于1958年编成《本草经百五味浅释》，安徽省中医进修学校编有《神农本草经通俗讲义（增图）》。王大观等以顾观光辑本为底本，每品先记其来源，次引录（本经）原文，然后加以评释，摘引楞代医药学家对《本经》药物的论述的发展，结合现代中药学研究成果编成了《本草经义疏》。
　　2．历代重要本草的重印与校点
　　1949年以来，对本草古籍的整理与出版进行了大量工作。明代兰茂著的《滇南本草》是重要的地方性本草，经明、清两代增补、传抄，版本各异，并有矛盾。云南省卫生局组织学者对种版本进行了校勘整理，已分３册出版。我国《本草纲目》有很多版本。《本草衍义》（颜正华等，1990）、《本草蒙筌》、《本草纲目选译》、《食物本草》、《本草备要讲解》，等十部本草古籍，已经整理出版。
　　二、中药材品种的本草考证
　　(一)单味药材的考证
　　40年来通过本草学考证澄清市场上混乱的品种已超过200多种。如有人曾考证威灵仙天古本草记载中最早是玄参科草本威灵仙，最近又有人从唐贞元年间“威灵仙传”的有关记载为依据，考证出毛莨科铁线莲赂植物是历史上最早药用的威灵仙品种，而不是始自清代的《植物名实图考》，从而为《中国药典》收载铁线莲属植物作为正品威灵仙，提供了早期文献学的依据。传统的药用白头翁乃是毛莨科的白头翁，《植物名实图考》上的白头翁则是菊科泽兰属植物，《滇南本草》上收载的一支箭又名白头翁。
　　目前所用的功劳叶是冬青科构骨的叶，只有少数地区应用的是小檗科十大功劳属植物的叶。经考证本草，唐《本草拾遗》、明《本草纲目》中的均以构骨叶入药，至清代始混入十大功劳之名；《植物名实图考》收载的功劳叶图为小檗科十大功劳及狭叶十大功劳，其描写也似十大功劳属植物的叶而非构骨之叶，为构骨叶作功劳叶查找到了古代本草依据。
　　巴戟天用药混乱，有的地区用木兰科植物铁箍散的根香巴戟用。考证本草所收的归州巴戟即香巴戟，而正品的茜草科巴戟天是近代才发展起来的。
　　葶苈子在商品中有十字花科多种植物种子，经考证古代本草收载的就是目前认为正品独行菜的种子。并建议将Lepidium属的中文名译名由“独行菜属”改为“葶苈属”，将Draba属的中文名由“葶苈属”改为“和葶苈属”为宜。
　　秦皮商品药材目前有岑属植物的树皮及核桃楸皮，经本颧考证认为本草收载的秦皮为木樨科岑属植物皮，水渍之有蓝色荧光的树皮。汉代高诱在《淮南子》注文中对秦皮荧光现象的记载以，唐《新修本草》将这种荧光观察应用于秦皮鉴别的记载，对世界荧光历史的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史料；胡桃科的核桃楸皮作为秦皮是清代中期以来的历史误用，属混伪品，不能作秦皮入药。
　　皂荚与猪牙皂的关系，后世众说纷纭，认为是同一种树上不同发育条件下形成的不同形态的皂荚，同时澄清了《新修本草》谓“此物有3种”的含义是相同的。即同在一株皂荚树上，即有大、中、小3种不类果实。本草所指的“形如猪牙”“长尺二者”、“长六七寸”，园厚节促直者3种类型与现今民间所称的“牙皂”、“糠皂”和“肉皂”3种不同果实的皂荚正相符合。
　　古代所答罗晃子或罗望子应该是梧桐科植物苹婆的果实，即中药凤眼果，而不是豆科植物酸角，建议不应再将“罗晃子”、“罗望子”、“九层皮”等名称收作酸角的别名。Tamarindus当称为“酸豆属”而不是罗晃子属，以澄清“罗晃子”的名实混乱。
　　木兰科植物的望春兰的花蕾为本草最早辛夷使用品种之一，初在陕西，后发展到河南，现今产量最大，为主流商品；玉兰汉代就作辛夷使用；淡紫玉兰为本草中记载的树高数仞、花白色带紫，主于长江流域的品种，亦为早期使用辛夷品种之一，《植物名实图考》提到玉兰分紫瓣、白瓣二种，紫瓣玉兰即指淡紫玉兰，紫花玉兰始载于《本草衍义》已不见于商品中，我国部分地区有零星栽培，供作观赏，不宜再称其为“辛夷”。
　　20世纪以前，中药半夏的原植物是天南星科植物半夏，而前人曾将道地药材“齐州半夏”（主于山东省历域县）误考为只分布于日本的三裂叶半夏，同时证明古代本草中常混为半夏的“由跋”是同属植物虎掌的幼小块茎，而不是天南星属植物（Arisaema ringens）。
　　古代本草记载的细辛主流品种本身就在变迁，除华细辛、辽细辛外，细辛属的其它植物在古代就有作细辛或土细辛的历史。古代本草记载的杜衡，可能还有细辛属的其它植物，至少包括小叶马蹄香，用细辛属植物补充中医习用的细辛类资源，具有广阔的前景。
　　考证古本草钩吻，从古人对钩吻所描述的治疗作用，中毒症状和杀虫方面来分析，认为本草中的钩吻，应包括马钱科的胡蔓藤，卫矛科的雷公藤等，而以雷公藤较为对号入座。本草所载防风的植物，除现今所用正品防风外，可能包括华山前胡和泰山前胡，珊瑚菜为古本草所载防风代用品石防风的一种。
　　沙参和荠尼的本草考证，认为古本草中的荠尼应是杏叶沙参的别名，而非A.trachelioides。从历代百余篇医药文献中记载阿胶名称和煮胶所用的动物皮的演变情况，追溯其最早用于制胶的原料“乃煮牛皮作之”，这种以牛皮制胶称为驴皮胶，见于八世纪以后的文献，此后文献就较普遍地在“阿胶”一名下同时纲载黄明胶、驴皮胶等名称。说明了古代不同时期用于制胶的动物基原是有变化的。
　　《本草经集注》的诺藤，《本草拾遗》的大匏藤，《海药本草》的含水藤，就是《本草纲目拾遗》的买麻藤。通过对《本草原始》所载刘寄奴图文的考证，认为其基原即为玄参科阴行草，从而找到了阴行草在北方作刘寄奴药用的本草依据。40余年来，在国内学术杂志上发表的已经考证的本草药品有一百余种。
　　(二)植物品种考证
　　40年来应用现代植物分类学方法整理古本草，在药物品种考证上取得了显著成绩，谢宗万的《中药材品种论述》（上、中）对150种（组）常用中药都进行了本草考证。江苏植物研究所著《本草整理资料》对39种中药进行了考证。《药材学》、《中草药学》、《中药志(Ⅰ～Ⅴ)卷》、《中药检定手册》、《新华本草纲要》等在药材的“历史”项目也有粗略的考证。黄胜白、陈重明的《本草学》（1988）收载了本草考证的文章52篇。此外，对《植物名实图考》中若干药用植物品种进行考证，并提出不少正误的意见。有人还对《图考》中18种无名种植物进行考订。杭悦宇等考证了《图考》记载97种同名异物植物，确认两种同名的84种，三种的11种，四种的2种，为不同科植物的31种，同种重复的16种，引《救荒本草》图的同名植物7种，有数种名实不符的植物。吴征镒、杨竟生对《本草纲目拾遗》中品种进行了系统的考证。尚志钧对《五十二病方》中药物及《神农本草经》中部分品种进行了本草考释。
　　近10年来，采用多学科综合对常用中药进行系统的研究，得到国家的重视，国家医药管理局和中医管理局先后在“七五”和“八五”期间，组织全国医药科研和教学单位作攻关重大项目“常用中药的品种整理与质量研究”，对每和药物规定的10项研究指标中，就将“本草考证”独立为一项，现已完成中药的本草考证220种。该成果已于1991年、1995年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验收。
　　三、中药资源普查
　　1949年以来，我国曾进行过三次大规模的野生药材资源普查，前两次是局部的调查，为全国性的中药资源普查积累了经验。1982年，国务院第45次常务会议决定对全国中药资源进行普查，以摸清家底，制定长远发展规划。从1983年开始，历时5年，对全国80%以上的国土面积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调查研究。内容偶然性包括中药资源的种类和分布、数量和质量、保护和管理、中药区划、中药资源区域开发等。
　　（一）中药资源种类的构成
　　中药资源主要由药用植物、药用动物和药用矿物构成。据普查统计，我国的中药资源种类有12807种。药用植物383科、2309属，11146种约占全部种类的87%；药用动物359科、862属，1581种，占12%；药用矿物仅80种，不足1%。
　　1、药用植物种类：我国11146种药用植物中，藻类、菌类、地衣类等低等植物有91科、188属，459种；苔藓类、蕨类、种子植物类高等植物，有292科、2121属，10687种。
　　2、药用动物种类据调查统计，我国有药用动物1581种和种下单位（不含亚种），分属11门、33纲、141目、145科、861属。其中陆栖动物330科、720属、1306种，海洋动物85科、141目、275种。
　　3、药用矿物种类：我国有药用矿物12类、80种（原矿物），其中：铁化合物7种；铜化合物6种；镁化合物16种；钙化合物2种；钾化合物类2种；钠化合物类6种；汞化合物类2种；砷化合物类4种；硅公合物类16种；有色金属7种；古动物化石类4种；其它类7种。
　　（二）各省、市、自治区中药资源种类
　　通过普查，基本上摸清了我国不同区域的30个省、市、自治区及所属市、县中药资源种类，行政区划所属6大区的种类数量的排列顺序为(1)西南区；(2)中南区；(3)华东区；(4)西北区；(5)东北区；(6)华北区。其中西南和中南两区的中药资源种类占全国总数的50%～60%，所属省区一般有3000～4000种最多达5000种；华东和西北两区的种类约占全国的30%，所属省区一般有1500～2000种，最高达3300种；东北和华北两区的种类较少，约占全国的10%，所属省一般有1000～1500种，最高达1700种。
　　由于各省、区在普查中，在选择调查种类的原则方面的差异，以致有的省区在种类统计方面明显偏少，如黑龙江省、海南等省，均待进一步增订。
　　（三）传统中药、民族药和民间药
　　广义的中药概念包括传统中药、民族药和民间药（草药）。
　　传统中药：指广泛使用，并作为商品在中药市场流通，以传统中医药学理论阐述药理作用并指导临床应用，加工炮制比较规范的天然物及其加工品。在全国中药材交流中，中药材种类一般在800～1000种左右，最高时达1200种。常用药材约500～600多种，少常用药材的200种，不常用药材约100种，还有少部分为冷背药。
　　民族药：指除汉族外，各民族在本民族区域内使用的天然药物，有其独特的医药理论体系，受到民族医药学或民族用药经验的指导，多自采自用，或采用行医售药的经营方式。全国55个少数民族，近80%的民族有民族药物，其中有独立民族医药体系的约占1/3。据调查，我国的民族药约有4000多种。
　　民间药（草药）是具有地方使用习惯的民间药物，有一定的区域性的局限性，多以口传身授方式流传于民间，缺少完整的理论总结，一般末形成商品进入商场流通。在中药资源中除去传统药和民间药以外的种类多属民间药的范畴，我国的民间药约在5000种左右。
　　四、药用动植物的生产研究
　　我国是世界上药用植物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对药用植物栽培研究具有悠久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中药野生品种占80%左右，由于受自然条件的影响，产量不稳定。为了高产稳产，保证药材供应，为满足国内外对中药日益增长的要求，国家重视有计划地开展了中药材的生产研究。1956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第十七条提出：“发展药材生产，注意保护野生药材，并且根据可能条件，逐步进行人工栽培”。经过四十多年的努力，各地开展了人工培植和饲养研究，有些原来依靠进口的中药材，现已自行生产；五十年代初，有60余种药材依靠进口。经引种研究，栽培成功的有砂仁、丁香、豆蔻、肉桂、西洋参、番红花、安息香等20多种。1985年全国家种药材面积达494万亩，中药材总产量比1957年增加2倍。
　　(一)药用植物栽培研究
　　1、巩固并发展地道药材生产
　　1958年，国务院《关于发展中药材生产问题的指示》中指出：地道药材生产基地，担负着地区之间的调剂任务和供应出口。“必须加以保护和有计划地发展”。各级中药主管部门和药材公司在建设药材商品生产基地的工作中，除在生产布局、收购和调拔上适当安排外，每年在播种、收获季节，组织人员深入产区，调查研究，协同解决生产、收购中的问题。以保护产区生产者的利益，稳定市场供应，调剂商品余缺。
　　2、开展易地引种，扩大新产区
　　从1958年开始，各级药材公司制订了中药材引种试种计划，国家提供了大量生产扶持资金和肥料，分配和调剂种子、种苗。引种地区和社队，在有关科研单位的帮助和指导下，有些品种扩大了产区。例如茯苓的家种产区，过去主要集中在湖北、安徽、河南3省接壤地区，浙江、四川、云南、贵州有少量生产。生产需用马尾松作引材，老产区松木资源有限，影响茯苓生产，多年供应不足。经过引种，产区省由7个增加到13个，七十年代后产量大幅度增长，逐步满足了供应。
　　(1)进口南药引种试种
　　一些地区从五十年代开始，重点发展了砂仁、槟榔等南药的生产。1969年，商业、农垦、林业、外贸、卫生、财政等部门联合发出《关于发展南药生产问题的意见》后，广东、广西、云南、福建等省区进一步开展了南药引种。1975年，商业、农林、卫生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等部门联合发出了《关于发展南药生产十年规划的意见》。
　　1971年后，国家先后共拔出专款，先后从国外引进30多种南药种子，扶持南药引种工作。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药用植物研究所、广西林业科学研究所和中山大学、厦门大学等有关单位的积极支持下，经过产区经营部门和农垦、社队药场等生产单位坚持不懈的努力，豆寇、丁香、南玉桂、天仙子、马钱子、千年健、西红花、西洋参、古柯、大枫子、檀香等南药已在国内安家落户。
　　(2)野生植物药材变家种家管
　　1956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提出了野生动、植物药材变家养、家种的要求。各级中药主管部门和药材公司采取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的方法，对部分野生药材进行试种和护管，并逐步取得了经验。
　　3、药用植物种质资源和引种纯化的研究
　　通过系统选育、杂交、诱变、多倍体育种等手段，进行了中药材的良种选育研究，获得了浙贝、元胡、地黄、吴茱萸、栝蒌、薄荷、牛膝、青蒿等的优质高产新品种。
　　在种质资源的研究方面，“七五”期间，药用植物种质资源的保存利用研究有较大进展，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资源研究所、浙江中药所在种子的生理特性，生化与休眠、贮藏与繁殖等方面，对近千种药用植物种子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为我国药用植物基因库的建立和种质资源的开发利用奠定了基础。在研究珍稀涉危植物保护和利用方面，国内编写出版了第一部《中国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名录》389种，不少生产、科研单位对珍稀涉危植物的种子生物学、繁殖生物学、物候学及其抗旱、抗寒、抗盐等生理特性进行了多方面研究，并建立了我珍稀濒危植物数据库和野生植物的种子库。
　　(二)药用动物养殖技术研究
　　1、药用动物饲养驯化技术
　　(1)鹿的饲养：五十年代初期，仅东北等少数地区养鹿，共约2000头，年产茸不过300公斤左右，药用绝大部分靠野生猎取。在药材公司的组织和支持下，鹿的饲养范围逐步遍及全国，品种从梅花鹿扩展到马鹿（主要在新疆）。到1979年，全国共养鹿25万头，收购鹿茸3.3万公斤（包括少数野生），商品供应出现饱和。1980年后，对公鹿和母鹿的比重进行了适当调整，淘汰了一些老弱鹿种。1985年全国养鹿减到20万头，收购鹿茸3.2万公斤，比1950年增长约100倍左右，基本上满足了药用的需要。
　　（2)人工养麝：从1958年开始，国家在加强资源保护的同时，在四川的马尔康、米亚罗，安微的佛子岭，陕西的镇平等地建立了养麝试验场，进行野麝变家养的试验。同年11月，马尔康养麝场职工首次成功地进行了活麝取香，打破历史上“杀鸡取卵”的做法。四川养麝研究所与马尔康养麝场，30多年来在艰苦的条件下，细心观察并掌握了麝的生活规律，不断探索和研究，在提高野麝活捕、人工驯化、饲养繁殖、疾病防治、活体取香等项技术上，都取得了新的突破。
　　2、药用动物有效成分的工程化生产
　　(1)一些紧缺动物药材有效成分的人工合成生产研究方面，1956年天津制药厂从猪胆汁中提取胆红素、胆酸等天然牛黄的有效成分，研制人工牛黄成功。其后北京市中药三厂、上海中药制药一厂，都分别试制成功。
　　(2)动物药有效成分工厂化生产工艺的发展可以大幅度提高产量。七十年代后，广东海康县药品公司按照然牛黄形成的规律，在牛的胆囊内埋植异物促使长“黄”，进行牛体人工培育牛黄的探索。该技术在11个省进行推广试验，作埋植手术的牛共1000头，不仅产“黄”，而且不影响母牛生育繁殖，证明技术的成功的，可望成为提供天然牛黄的重要途径。
　　五、中药炮制的研究
　　五十年代初，全国各地对中药炮制经验的继承和炮制历史文献的整理，都进行了大量工作。1963年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与山东中医研究所、陕西省渭南卫生学校等单位协作，搜集整理166种中医药文献中有关中药炮制的记载，编写《历代中药炮制资料辑要》。与此同时，国家药典也收载了中药炮制内容，列为国家法定的药品标准之一。1983年卫生部组织编写《全国中药炮制规范》，在继承传统经验的基础上，选订出较为合理可行的炮制方法，拟于1988年发行，作部颁标准执行。1986年王孝涛等在《历代中药炮制辑要》的基础上编写成《历代中药炮制法汇典》（古代部分），全书收集春秋战国时期至清代540余种常用中药的主要炮制文献，继而又写了《历代中药炮制法汇典》（现代部分），收集现代常用中药550余种，内容包括药材来源、炮制方法、现代研究三个方面为科研、教学、生产提供比较完整的资料。
　　为研究中药炮制源流，有关专家对历代本草中炮制方面的内容作了一些整理与评述，如对《伤寒论》、《本草经集注》、《五十二病方》、《雷公炮炙论》、《本草纲目》中的炮制方法作了介绍、评述或全面研究。《本草纲目》中的炮制技术尤为丰富，炮制方法近百种，其中采用辅料制作的有酒制、醋制、盐制、姜汁制、蜜制、酥制、泔水制、胆汁制、油脂制、黑豆制、甘草水制、浆水制、茱萸制、药汁制以及蒸制、煮制、炒制、煨制、火炮、制炭、煅炭等，其中多数为现今炮制生产所沿用。
　　对有些种类药物炮制沿革进行了探讨。如酒制法，据不完全统计，历代用酒制中药约有270多种，目前各地沿用的尚有85种之多，除酒煮、酒洗及酒煨法外，酒炙法、酒炖法、酒蒸法、酒浸法以及煅后酒淬法等都是现今所能用的炮制方法。炮制的目的，主要在于改善药性和提高疗效，传统经验认为中药经酒制后可“引药上行”、通经活络以及使药材松脆以利粉碎等作用。醋制法的探讨，在先秦即已出现，唐代有了初步发展，到宋代广泛应用，并在宋、明期间逐步形成理论，该法多应用于峻泻逐水、化瘀止痛、疏肝理气、收敛固涩中的某些药材和其他一些动、矿物类药材之中。蜜制法源于蜂蜜配伍药用，沿用了早期用蜜的基本特点，蜜制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并不仅限于润肺止咳，但蜜量恒定，才能确保蜜制药物的疗效。对炭药及干馏品的炮制沿革的探讨，据不完全统计历代炒炭的药物有200种左右，沿用至今的尚有70多种，主要用于治疗各种出血症、多种疮疡肿痛、泻痢、脱肛、皮炎、湿疹等。
　　对单味药物炮制的沿革也进行过一些研究。如对神曲的起源、处方演变、医疗用途作了考证；对半夏、附子的炮制作了溯源，说明各种炮制品是按照中医理论应用于临床；对酸枣仁生熟功效作了历史分析，认为生熟枣仁都可以治不眠，而临床实践证明两者的功效不会相反；对半夏、大黄、地黄的炮制沿革也有系统的研究。文献记载的半夏的炮制方法有70多种，最早辅料用生姜，宋代始用白矾，元代又增了皂角，法制半夏始创于明代，至清代其制法已渐趋统一。熟大黄在汉以前就有不加辅料的蒸法，自宋至清代，工艺有较大发展，用辅料制开始盛行，方书中有酒蒸、酒煮、酒醋合煎、醋煮、醋炒、蜜蒸、小便浸煨、米泔水浸炒等等；现代熟大黄多有酒蒸法与酒炖法，其炮制目的是缓和“泻下”及“伤胃气”、“伤阴血”副作用，改变药性，突出清热解毒、活血化瘀的功能。地黄历代文献记载的炮制品至少有16种，其中如蒸制熟地、酒制熟地、生地黄、地黄炭等仍为现所沿用，炮制目的在于改变生地黄的大寒之性，蒸制后转为寒（凉）而主补肾虚，而经酒制后则性转为微温主补血虚。地黄炭入药，历史上极少见，并不用于止血，近代始有地黄炭加强止血作用之说，且用量增多。此外，还探讨了厚朴、黄芪、当归、知母等的炮制沿革。
　　六、中药制剂研究
　　(一)中药新剂型研究
　　1、口服安瓿剂是以中药汤剂为基础，已生产有祛痰灵、生脉饮、四逆汤、双宝素、蜂王浆口服液等几十种口服安瓿剂。
　　2、冲剂是借鉴国外经验以药物的细粉或提取物等制成干燥颗粒或块状的内服制剂，近十几年才发展起来，既具有糖浆剂和汤剂的特点，又克服了汤剂服前临时煎煮、液体制剂易变质、霉败的缺点，如感冒退热冲剂、炎宁冲剂等。
　　3、浓缩丸和滴丸剂。近年来研制的浓缩丸有百余种，如安神补心丸、冠心舒活丸等。
　　滴丸系用滴制法制备的丸剂。目前研制成功的有苏冰滴丸、芸香油滴丸、牡荆油滴丸等十多个品种。
　　4、胶囊剂、微型胶囊剂。胶囊剂主要是将药物浸膏粉、提纯物、生药原粉盛装于用明胶或甲基纤维与海藻酸钙（或钠）为原料制成的空胶囊（硬胶囊或软胶囊）中制成的制剂。胶囊剂具有释放药物速度快、可掩饰药物不良臭味和对一些不易制成丸或片剂的液体药物容装的优点。目前制得的胶囊近百种，硬胶囊占大多数。
　　5、合剂、乳剂、糖浆剂。中药合剂系由多由两种以上药物饮片合煎的水煎液浓缩而成，是在汤药的基础上改进的剂型，减少了临用时煎药的麻烦，用量少而便于服用。以前多由医院制备，后来改进了工艺，质量相对稳定，中药厂已有成批投产，如抗白喉合剂、小青龙合剂等。中药乳剂是将含挥发油或油脂的药材提得油后，加乳化剂后制得的液体药剂，如荆条油乳剂、莪术油乳剂等，能克服中药汤剂或合剂容油少的缺点。中药糖浆剂是将中药提取液浓缩为稠膏，加入一定量的糖浆及腐剂面成，这种剂型综合了汤剂、合剂、膏滋瘃西药糖浆剂的优点，为患者所喜用，如养阴清肺糖浆、枇杷露、健脑灵等，有的产品还畅销外。
　　6、片剂。中药片剂从五十年代开始研制，六十年代基本定型。各地研制的中药片有1000多种，现生产的几百种，如xx止咳片、牛黄解毒片、愈风宁心片等。
　　7、中药袋泡剂。袋泡剂是将炮制好的中药材粉碎成粗末，包装在耐温耐泡的特制的滤纸袋中，用开水冲泡数分钟，弃去药渣和泡袋，服用药汁。
　　8、外用膏剂、栓剂。中药外用膏剂的传统剂型有黑膏药、白膏药、油蜡膏等，新剂型有软膏和橡皮膏。这些膏体大致可分为硬膏剂和软膏剂两类。硬膏剂是用铅肥皂、松香或橡胶等作基质，与药物混合后，摊涂在适宜的表背材料上制成的外用固体制剂。
传统的中药栓剂如痔疮锭等的应用并不十分广泛，近年来制成了大叶桉、三黄、莪术油、野菊花、表蒿素等栓剂，通过肛门给药治疗内外科疾病，为中药栓剂的应用开辟了新的前景。
　　9、控释、定向新剂型。根据医疗需要，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创造了控释、定向中药新剂型。如驱绦虫中草药鹤草酚片剂，崩解度及释放度均较差，为了增加药物在制剂中的分散性和稳定性，使其在胃肠道中处于分散状态，从而在小肠上段特定部位与寄生虫病原体相接触，充分发挥药物的治疗作用，改为复凝聚法制成微囊颗粒剂，经释放度测定、累计释药率在2小时即达高峰，在小肠上段造成高浓度，制成使药物控速在特定部位释放的新剂型。
　　中药静脉注射用混悬剂是一种新剂型，将水不溶解的固体药物制成可供静脉注射的微粒分散成直径在2μ以下的颗粒，通过静脉输入体内，利用体内网状内皮系统能吞噬外来异物，药物作为异物被吞噬潴留在网状内皮系统细胞丰富的部位，使该处药物浓度提高以达到剂量小、疗效高延长药物疗效、减少副作用的目的。混悬剂可供静脉注射，关键问题要控制药物微粒的大小，选择适当的分散稳剂和适宜的工艺甚为重要。喜树碱体内、体外对多种肿瘤均有很强的抗癌活性，喜树碱经水解内脂环后制备的喜树碱钠注射液，对肝癌有一定治疗作用，亦呈现较大毒性，上海第十制药厂以吐温-80为分散稳定剂制备喜树碱混悬注射液，贮存12个月后颗粒仍在1μ以下，经低压灭菌后有良好的分散性能。药理证明喜树碱混悬注射液对泌尿系统的毒性较喜树碱钠注射液大为减少。
　　中药乳型注射液是用难溶性物质制作的一种新剂型，它适用于中草药中的一些挥发油、脂肪油等制剂，可以提高药物作用深度，增加分散度以利吸收。中药莪术的根茎含有挥发油1～1.5%，油中主要成分为位半萜烯类，从莪术油中得到的结晶Ⅰ（莪术醇）、结晶Ⅱ（莪术酮）对小鼠肉瘤、宫颈癌U等有较强的抑制活性。
　　脂质体是将药物包封在油类脂质（磷脂与胆固醇）双层分子层形成的薄膜中间制成的微型球状体。脂质体是作为抗癌药物的载体，将药物包封在超微型的载体中通过口服或注射（特别是静脉注射或瘤体注射）后，将药物直接运载至病变部位（即靶区）以杀灭癌细胞，提高免疫力的功能。由于脂质体的药物包封存在一定的困难，国内研制出一种新的抗癌剂型-多相脂质体。这种多相的复合系统包括多室及单室脂质体、增溶胶团、油水型乳剂及水油型乳剂混悬在小相中，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分散系统。沈阳药学院与上海长宁中心医院协作对脂质体的研究，筛选出唐松草硷、油酸等两个抗癌性较好毒副作用较低的两个处方，临床应用对中晚期胃癌进行术前治疗，治疗病例共41例，总有效率为66.7%。
　　(二)中成药质量的研究
　　1、完善中成药质量标准，提高中成药疗效
　　在1985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收载的207种中成药中，近80%的品种已有显微和化学的定性鉴别，已有10种有化学定量含测，提高了中成药的质量。中药制剂质量检测的研究，正在逐步改变“丸散膏丹，神仙难辨”的状态。近年来运用显微鉴别、分光光度、薄层层析扫描、气相色谱、高效液相、高速离心沉淀等仪器分析方法，对不少中成药进行定性以至定量的质量控制，《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1990年版已颁布执行。其一部主要收载中药材、提取物、单味制剂和复方制剂。共收载品种784种，其中药材509种、成方制剂275种。品种上和1985版相比，删去药材和制剂5种，新增6种；其中成药删去1种，新增41种。这版药典修改和补充内容较多，新的检验方法和手段规定比较具体，收载含量测定的药材及单味制剂种、成药种。
　　2、中成药制剂的质量检测研究
　　中药制剂大多数为复方，其中成分复杂，有效成分不明确，且含量甚微，相互干扰，故检测困难。近来采用现代的分析技术和仪器，中成药制剂中某一有效成分的含量测定研究已取得显著进展，目前已应用的方法有化学分析方法和仪器分析方法等，仍可收到灵敏、准确、快速的效果。如采用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灯盏花中有效成灯盏素、银黄注射液中的黄芩甙；用薄层层析-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了南五味子中的主要成分总木脂素和酯甲；用纸层析-紫外分光度法测定银黄注射液中的绿原酸。
　　3、中成药体外释放度研究
　　中成药释放度测定是研究固体制剂以及半固体制剂处方组成、辅料品种和性质、生产工艺等对制剂质量统一性的方法。中药固体制剂的释放度试验可以评价中成药质量，如相同的药物不同剂型，不同厂家或不同批号的相同中成药品种质量的优劣，考察和筛选制剂处方、工艺、辅料等，从而提高中药制剂的内在质量。
　　片剂、胶囊剂、颗粒剂或混悬口服液在到达生物膜被吸收前，必须经过崩解、溶出后才能被吸收。由于固体药物制剂除表面外不能与胃肠液接触，所以固体制剂的药物溶出，由其表面的湿润过程所决定。
　　4、体内吸收及分布规律的研究
　　近年来，随着微量分析方法的发展、同位素的应用及中药有效成分的不断阐明，在中药制剂的研究中，开始运用现代科学理论和技术研究药物及其剂型在体内的吸收、分布、代谢与排泄过程，阐明药物的剂型因素，用药对象与药效三者的关系，为正确评价中药制剂质量，合理用药提供理论依据。
　　七、中药药理学研究
　　(一)中药药理研究方法学的发展
　　七十年代后期至八十年代以来，单味药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旺盛时期，研究中药达500种以上。按传统中药分类或现代分类进行了药理学筛选及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并发现了大批有效的中草药，如毛冬青、牡荆、满山红、山楂叶、穿心莲、四季青等，大大丰富了祖国医药学宝库，对单味药的研究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把复方研究及活性成分的研究紧密地联系起来。中药化学成分是治疗疾病的物质基础，近年来从250余种中草药中分离出很多有效成分。
　　中药（特别是复方）的药代动力学研究相当困难，有效成分明确的中药制剂，可以一种或几种主要有效成分或代表性成分进行研究，1949年以来先后对86种中草药成分进行了药代动力学研究，而有效成分不明或缺乏定量分析方法的中药制剂，则采用了(1)药理指标法，(2)药物体内积累法，(3)微生物指标法进行。
　　据初步统计约有114种单味药，77个复方和42种中草药注射剂报道有各种毒副反应或过敏反应。引起的因素有：药量过大、蓄积中毒、个体差异、过敏素质、配伍反应、制剂粗糙、炮制失宜等。目前，对各种中草药制剂必须按“新药审批办法”进行毒理学研究，正日益引起各有关方面的重视。
　　(二)药性理论研究进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集中反映中药理论研究的成就：1953年版仅收载少数中药，但基本是西药的形式和内容，没有中药的特色；1963年版分为一、二两部，一部以中药为主体，第一次收载中药的炮制工艺、品种，中药的性味、功能、主治、十八反、十九畏、妊娠药忌和部分服药禁忌；1977年版一部开始收载民族药，改变十八反、十九畏的称法，规定中药的毒剧药；1985年版第一次记载中药的归经。《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已经有了鲜明的中药特色。
　　1、归经、引经和升降浮沉的研究
　　关于归经的研究。六十年代初，开始进行实验探索。归经理论的研究，于八十年代才逐步开展。1984年全国第一次中药归经理论专题学术会议上提出了32篇论文，超过这以前归经论文总和的三倍。内容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中药归经理论研究的基本情况，归经、引经的理论基础和实践依据，以及应用经验等。
　　有的提出以经络理论为基础的穴位半导全器件特性是归经现象的主要实质；有的通过对口服生大黄家兔体表及器官多种物理信息的计算机分析或冷光测定计算机处理，绘制各种“地形图”探索归经的实质，证明药物作用具有明显的区域性。
　　但也有部分学者认为，中药有效成分在体内的分布是归经的基础。有的曾以某些中药成分在脏器中选择性富集，作为归经的指证；有的则主张有效成分的选择性分布是归经的依据，而不完全取决于分布量的多少；有的认为药物所含微量元素及其配位化合物对组织器官的亲合、富集是归经的主要实质。
　　2、十八反、十九畏的药理研究
　　十八反、十九畏是特殊的药性理论，近年来从文献、临床到实验研究进行了大量的工作，这些中药配伍禁忌的药理正在从正常机体上的研究，转向深入到病态条件下的观察，许多的中兽医学临床和基础工作者参加十八反、十九畏的研究。取得了初步的进展。十八反的实验研究报告，累计已经超过50篇，也是药性理论实验研究中最多的。在十八反歌诀中，所有的相反的组成药物对都有两篇以上研究报告，甚至还有葱与蜂蜜、藜芦与党参，已超出传统十八反歌诀的范围。十九畏的研究比十八反要少一些。最为突出的是十八反的研究报告中，研究结论互不一致，没有一个组对是绝对的配伍禁忌，许多学者注意到，十八反实验研究的结果与制剂方法、种类、配伍比例、给药途径、动物种类、机体状况等有关，在没有深入研究之前，十八反还不能轻易否定。
　　3、妊娠禁忌药的药理研究
　　已有不少实验报告：半夏、冰片、穿心莲、丹皮酚、甘遂、贯众、姜黄、雷公藤、骆驼蓬、莪术、麝香、水蛭、雪莲、寻骨风等多种中草药或其提取物可以中止实验动物妊娠，其中许多是传统的妊娠禁忌药。然而除少数例外，许多都在临床用于妊娠而不致流产、堕胎的报告。争议最多的是半夏，由于大量的临床应用不碍胎的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1963年版列为妊娠慎用，1977年版、1985年版已经取消限制，但有关半夏蛋白终止小鼠早期妊娠、半夏影响小鼠胚胎发育和诱致胎鼠畸形的研究报告，尚待进一步研究，才能最后作出结论。
　　早期，对于妊娠禁忌药的研究主要是以是否流产、堕胎为指标，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实验研究注意到终止妊娠以外的生物效应，染色体畸变，姊妹染色体互换、微核试验以及致突变试验等方法、技术都用来研究妊娠禁忌药的意义，预期会在较短时间内对妊娠禁忌药有较完整、全面的了解。
　　古代对于妊娠禁忌药没有明确区别，五十年代，有人就提出禁用、忌用、慎用的3个等级，大致禁用药包括剧毒药、峻泻药和子宫收缩药：忌用药包括一般祛瘀通经药和激惹药；慎用药包括一些香窜药、消导药和利尿药，这样区别的等级和概念已经被普遍接受，也收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1963年版以后各版。
　　(三)配伍药理研究
　　七十年代，采用现代药理学的指标研究中药配伍原则，提示了七情的本质。
　　协同与拮抗作用：以离体家兔子宫的收缩频率、收缩幅度和张力改变为指标，观察了各药配伍水煎剂的作用，水蛭配虻虫、乳香配没药、三棱配莪术、蒲黄配五灵脂、升麻配柴胡、杜仲配续断都呈一定程度的协同作用，但并不全是，而附子配甘草、白芍配甘草则显桔抗作用。
　　附子与甘草、干姜配伍变化：熟附片经口给药LD50为17.42g/kg、与甘草、干姜配伍后，乙酰基含量减少，LD50为71.78g/kg，毒性明显降低。有人观察四逆汤对低血压麻醉家兔影响，与单味药相比较，4个主要血液流动力学指标中，只有降低心率作用呈协同作用，而增高颈动脉压增大脉压差方面则是相加作用；对心脏收缩幅度，甘草、干姜都使之略减，附子则使之增加，3药配伍后，较附子作用又有增加，对于附子的作用来讲是增效作用，对于甘草、二姜的作用来讲，则是拮抗作用。
　　(四)功能和治法的药理学研究
　　五十年代以来，逐渐发展为解表、清热、泻下、祛风湿、温里、活血祛瘀、补虚药等《中药学》的分类内容。《中药方剂学》也按功能和治法分为解表、清热、祛寒、泻下、表里双解、祛湿、利水渗湿、治风、消导、理气、理血、补益、固涩、安神、开窍、驱虫、催吐等门。功能和治法，事物的两个方面。药的功能是药性的特点，是药性应用的具体化；治法是中医基础理论思维的具体化。功能和治法都以具体药物为衔接点。根据中药传统分类的功能和治法的药理研究，自六十年代初对肾的研究开始，开展了补肾研究。随而对脾、气、血、阴、阳等补法都进行了大量探索，特别是内分泌系统、呼吸系统、血液系统以及骨伤科疾病等的防治，取得可观的成就，影响所及几乎囊括了临床各科。围绕着大量补剂的药物和方剂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药理学研究，并对扶正固本、滋阴、益气等功能和治法也开展了多方面的药理学探索。七十年代以来，有了较大的进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七十年代以来，活血化瘀、清热解毒以及攻里通下等治法，以药理学为主体的研究相继展开。
　　1、清热解毒药的药理研究
　　清热解毒药是中医治疗温热病的主要药物。常用于痈肿、疮毒、毒痢等证。清热解毒药是一类具有寒凉性质的药物，以清热、泻火、凉血、解毒治疗温热病表现的热证、火证、毒证。大量的药理研究证明，这类药物具有抗病原微生物、增强机体防御功能及消炎解毒作用。如贯仲、七里香、螃蜞菊等，对流感病毒或乙脑病毒有显著抑制作用。许多清热解毒药体外实验无抑菌作用，但临床效果都非常好。
　　清热解毒药的床用途与现代医学中的化疗药物相似。与抗菌素相比，清热解毒药抗菌效能一般不如抗菌素，但毒性小。
　　2、活血化瘀药的药理学研究
　　六十年代，对活血化瘀药物的药理作用进行了初步研究。进入七十年代，则采用了先进技术和方法，通过临床观察，结合药理及病理研究，证明这类药物具有不同程度扩张冠状动脉、增加冠脉流量及心肌营养、改善微循环等作用。经实验证明，有的活血化瘀药物具有免疫抑制作用，有的则具有免疫增强作用。八十年代以来，进一步开展了对活血化瘀药物的药理作用的研究，已证明这类药物能影响物质代谢，具有抗感染、镇痛、镇静等作用，从而也阐明了这类药在临床实践中能治疗冠心病、心绞痛、急性心肌梗塞、急性脑血栓、血栓闭塞性脉管炎、子宫外孕、硬皮病、烧伤瘢痕等多种病的原理。活血化瘀专业委员会1986年在全国性学术会议上制定了传统活血化瘀的范围，认为：凡以疏通血脉、祛瘀通滞而令血流畅达为主要功能的药物称活血化瘀药；凡传统认为能和血、活血、散血、行血、破血、逐瘀血、主恶血的药物，均属此类药范围，共36种。并按其药物作用程度分为和血、活血、破血三类，以免滥称和滥用。
　　3、扶正固本与补益药物的药理学研究
　　这一方面的研究已引起了世界的关注。近年来中医与中西医结合对在治疗神经、内分泌、心血管、血液、消化、代谢、免疫等方面的疾病以及防治早衰、延年益寿和提高机体适应性等方面的临床和实验研究都比较活跃，且取得一定成绩和进展。补益药都有较好的疗效。近年来对人参、党参、黄芪、当归、生脉散、玉屏风散等约50余种方药进行了研究。
　　4、延缓衰老药物的药理
　　近年研究较多的为补益类中药，其延缓衰老作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调节神经系统功能：如人参、五味子、刺五加等。
　　(2)调节内分泌系统功能：如甘草、当归、白术、人参、何首乌、三七、巴戟肉、鹿茸、补骨脂、蛇床子等。
　　(3)调节代谢作用：大多数补益药如人参、黄芪、茯苓、大枣、灵芝、生地、枸杞子等可促进多种脏器和组织的核酸和蛋白质合成，提高CAMP水平，调节CAMP/CGMP平衡，降低血脂，提高糖代谢机能等。
　　(4)调节免疫功能：如提高网状内皮系统的吞噬功能，促进抗体生成等。
　　5、通里攻下药：通里攻下方药是一类不同于西药泻下药而具有广泛的药理活性和独特疗效原理的一类中医方药。常用于治疗急腹症、乙脑、病毒性肝炎，急性菌痢、感染中毒性休克等急症。目前对大黄的研究较为深入，证实它具有泻下、抗感染、利胆、止血、抗肿瘤、保肝、降低胆固醇、影响消化酶、免疫抑制等方面药理作用。近年来利用大承气汤加减治疗急腹症有较大进展。并发现大承气汤具有促进肠蠕动、抗炎、扩张血管改善肠壁血液循环，降低毛细血管通透性，促进胆囊收缩，利胆抗菌等作用。